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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在无法避免的死亡面前,永恒地追求着生活的意义。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周一,谷歌的员工们聚集在一起,听一位名叫梅林·曼恩的作家演讲,他自称是位极客。他们在职场中最头痛的问题是电子邮件,这种数字瘟疫正在占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挤占更重要的工作或生活的时间。而曼恩,作为“个人生产力”运动的新星,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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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 人类在无法避免的死亡面前,永恒地追求…
人类在无法避免的死亡面前,永恒地追求着生活的意义。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周一,谷歌的员工们聚集在一起,听一位名叫梅林·曼恩的作家演讲,他自称是位极客。他们在职场中最头痛的问题是电子邮件,这种数字瘟疫正在占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挤占更重要的工作或生活的时间。而曼恩,作为“个人生产力”运动的新星,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
他把这套方法称为“收件箱归零系统”,基本思想很简单。我们大多数人在处理电子邮件时养成了坏习惯:每隔几分钟就要查看一次邮件,阅读后感到压力,但却很少采取行动,所以邮件堆积成山,形成了更大的恶性循环。
曼恩在那天向谷歌的员工建议,每次打开收件箱时,你应该系统地“处理至零”。对每封邮件执行相应的操作——回复、列入待办事项清单,或者只是将其归档。执行这些操作,直到没有邮件剩余。然后关闭收件箱,继续生活。
“这只是一种方式,表达了‘我在处理邮件方面很糟糕,这些东西使我变得不那么糟糕——你可能会发现它有用’,”曼恩后来回忆道。
但他无意中触及到了社会底层的焦虑问题。成千上万的人在线观看了他的演讲,收件箱归零法衍生出了无数博客文章,还有相关的书籍和应用程序。这就像是面向极客的阿特金斯饮食法:如果你自己没有在使用,你肯定认识一个在使用的人。
曼恩的追随者们自豪地晒着他们清空收件箱的截图;《纽约客》杂志注意到他们越来越像一个狂热的邪教信徒,将他的系统描述为“介于科学教和禅宗之间”。(《纽约邮报》则称其为胡说八道。)

第2节 · 这种热情看起来过于极端——毕竟,收件…
这种热情看起来过于极端——毕竟,收件箱归零法只是一套处理电子邮件的操作指南,但电子邮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成为了一种无限待办清单的象征和传递工具,任何地球上的人都可以随意添加任何内容。
对于数字经济中的“知识工作者”而言,它既是隐喻,又是传递一种感觉的机制,即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越来越多的任务似乎变得难以承受。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这种不断膨胀的压力感:不仅感觉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活动(这可能令人兴奋),而且时间似乎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流逝。
如今,曼恩帮助发起的个人生产力运动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提供了量身定制的时间管理建议,并受到了极大欢迎。
现在苹果应用商店的“生产力”类别中有成千上万的应用程序,包括模拟在咖啡店工作时的环境噪音的软件(在心理学实验中已被证明有助于人们专注于工作),以及一款如果你打字速度不够快就会删除你所写文字的文本编辑器。
提高个人生产力,充分利用有限时间,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纽约时报记者查尔斯·杜希格就此主题撰写的两本书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60多个星期,另一本《每周工作四小时》的书籍靠着它动人的标题吸引了全球135万读者。甚至有一些博客教大家如何高效的约会以及高效育儿。在美国的酒店里,甚至可以看到欢迎客人高效入住的标志。
在过去几年里,硅谷典型的创业公司都承诺通过消除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购物、洗衣,甚至是进食,如浑浊的、米色的饮食替代品Soylent)来节省时间和精力,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节省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工作。
然而,事实往往是,旨在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技巧加剧了人们本来想要减轻的焦虑感。你越擅长管理时间,你就越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即使人们已经清零了收件箱也不能完全带来平静。一些人认为每封电子邮件都应该回复,这只会将人更牢固的束缚在收件箱中。其他人则因为收件箱里堆积了杂乱的邮件而变得焦虑,因此他们更频繁地检查邮件。我对收件箱清零感到沮丧的是,极其高效地处理电子邮件意味着我会收到更多的电子邮件:毕竟,回复一封邮件通常会引发对该回复的回复,依此类推。相比之下,粗心大意的收件人会发现忘记回复带来的一些好处:人们会找到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特别需要他们立即回复的紧急需求从未发生过。

第3节 · 时间管理学说的魅力在于,有一天,我们…
时间管理学说的魅力在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掌控一切。然而,现代经济中的工作却以无限性而闻名。如果传入的电子邮件源源不断,清零收件箱则永远无法带来解放:你仍然是西西弗斯,永远推着巨石上山——只不过你推得稍微快了一点。
在Google演讲两年后,曼恩发布了一段略带狂热且让人困惑的在线视频,宣布他已经签约一本名为"Inbox Zero"的书籍合同。然而,他作为一个生产力专家的职业生涯开始激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今年初对我说:“从演讲和咨询中,我开始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同时我也开始感到极度困扰。生产力这个话题其实导致了最恶劣的拖延症,因为它让你感觉你在工作,但我所作所为的真实目的却是对人们说,“来吧,看看如何做你的工作,而不是真正去做你的工作!”
这本书错过了预设的出版日期,粉丝们开始纷纷提问。两年后,曼恩发表了一篇尖锐的自我批判文章,他突然宣布放弃这个项目。
这篇3000字的文章,像是一种发泄和怒吼。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每天要因为“写一堆让编辑感觉满意的废话”而错过与三岁女儿早晨相处的时光是多么讽刺。他坦承,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为了写作而疏远了我本应优先关注的事项……我无意中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那就是永远不要让你的努力工作而破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他暗示可能会写一本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的书,但这本书从未问世。曼恩告诉我:“我现在已经基本不关心如何提高生产力了,如果你只是追求高效率,将更多的事情安排在一天之内,却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否真正有效,那么你如何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呢?
我们通过提高自身效率去应对现代生活日益增长的压力,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所有的效率提升只是使事情变得更糟呢?
考虑到平均寿命大约只有4000周,对于如何有效利用时间的焦虑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赋予了制定无限大计划的智力,却几乎没有时间去实现它们。管理时间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论生命的短暂》一书中提出:“我们所拥有的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大多数人在准备好生活时才发现生活已经结束。”他批评人们无意义的忙碌,并“在阳光下晒自己的身体”。
很明显,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公元1世纪罗马的公民们并未经历过现代人所面临的生产力恐慌。塞内加对于如何生活的答案并不在于提高生产力,而是放弃对财富和高位的追求,将时间投入到哲学思考中。我们独特的现代困境在于,我们觉得有义务通过提升自身效率来应对时间的压力——即使这种做法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压力缓解。

第4节 · 在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坐在…
在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坐在办公桌前,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预言:在一个世纪之内,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将缩减到15小时。他以此为基础,设想了人类的最大挑战——我们如何去充实那些突然空出来的时间。但是,就像一个未来的镜子反映出的现实,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想象发展,至于原因何在,经济学家们仍在争论。然而,最简单直接的答案可能就是一个词——“资本主义”。
凯恩斯的理想主义视角让他相信,一旦我们的基本需求和一些额外的愿望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自然地减少工作。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告诉我们,我们总在发现新的需求。不论你在社会经济阶梯的哪一层,要么因现实不可行,要么因感觉困难,以减少工作来换取更多的时间,这几乎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89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斯勒姆钢铁厂,出现了一位被称为“时间管理之父”的人物,他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他被委托提高工厂的效率。他凝视着工业园区,它覆盖了几平方公里的宾夕法尼亚风景,目睹着工人们如何把92磅的铁棒装上火车。泰勒眼中闪烁着洞察的火花,他坚信这里存在着浪费。
工人们每天只能搬运大约12.5吨的铁,但是当他激励一群“强壮的匈牙利人”以赚取额外的现金来全力以赴工作一小时时,他发现他们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好。通过推断和估算,他得出了一个自信而大胆的结论:每个人每天应该能搬运50吨的铁,这是他们平时工作量的四倍。
然而,工人们对这种明显的剥削并不满意。他们用同样的工资,却要做更多的工作。泰勒却并不在乎他们的不满。他们的工作只是执行,而不是理解他的新理念——“科学管理”。在泰勒笔下,那些劳动者只是一头无言的牛,甚至连“百分比”这个词都不理解。
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师对于提高机器效能的思维模式,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借鉴并应用于贝利海姆钢铁公司的管理之中。这一概念仿佛一道启明星,照亮了人们对于提高效率的探索之路,从而逐渐被社会各界所接纳。泰勒因其深入浅出的讲解而名声大噪,到了1915年,据历史学家詹妮弗·亚历山大所述,“‘效率’一词像病毒般蔓延,无处不在:新闻头条、广告、社论、商业手册,甚至教堂公告。”在二十世纪初,面临着德国威胁的英国,由此掀起了国家效率运动的热潮,吸引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政界人士。(正如1902年《观察家》杂志所述,“如今,社会的所有领域,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在呼唤提升效率。”)
效率的魅力源于其内在的诺言:你可以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情,但会做得更好,花费更少,用时更短。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向上的改变。然而,当你被当做机器般对待,像贝利海姆钢铁公司的工人们那样,你可能会发现这并非毫无弊端。
然而,随着世纪的进程,一种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我们都在逐渐变成泰勒,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苛的监管。随着效率主义的深入人心,市场的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我们开始将效率主义内化。在泰勒的时代,效率主要是一种让他人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工作的手段;而现在,它成了我们自我施加的一种规定。

第5节 · 据传,个人生产力领域首次引入泰勒主义…
据传,个人生产力领域首次引入泰勒主义,是当贝利海姆钢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施瓦布请另一位顾问,商人艾维·李,提高其高管们的效率时。李建议这些白领工人每晚列出第二天的六个最重要任务,按照优先级排序,然后在第二天一早从最重要的任务开始进行。尽管这个建议现在看来似乎再正常不过,但当施瓦布试用三个月后,他给了李一张价值相当于今天的40万美元的支票。这标志着时间管理行业的诞生。
其他的大师们紧随其后,纷纷撰写畅销书,对李的基本技巧进行了改进和扩展。艾伦·莱肯(Alan Lakein)于1973年出版了《如何掌控你的时间和生活》,自豪地宣称曾为IBM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提供咨询,并激发了年轻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灵感。史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则是一位摩门教效率专家,他于1989年出版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将精神价值观融入其中。这些畅销书不仅引领着人们设定长期目标的方法,还强调了个人的精神成长。
在一个逐渐缺乏宗教或社区的社会纽带支持的世界中,时间管理给予个人一种掌控感。在就业不稳定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疯狂的努力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时间管理可以成为获得宝贵竞争优势的工具。事实上,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或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作者,提高个人效率可能对你的生存至关重要。沉迷于"偷懒"这样的工作场所恶习,唯一承受经济损失的将是自己。
最重要的是,正如Melissa Gregg在即将出版的《Counterproductive》一书中解释的那样,时间管理承诺在这个以利润驱动的环境中仍然可能让我们拥有有意义的生活。时间管理的先知们都暗示着,通过正确的技巧,我们可以在满足雇主不断增长的要求的同时过上一个充实的生活。Gregg告诉我,这个承诺在经济衰退时期反复出现并且非常有效。
特别是在收入较高的工作中,时间管理揭示了一种更加迷人的可能性:真正的内心平静。David Allen,当代生产力大师中的王者,在他2001年的畅销书《做事就是如此》中宣称:“一个人可以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只要有清晰的头脑和积极的态度,就可以以无比的效率进行工作。你可以体验到武术家所称的‘心静如水’,以及顶级运动员所说的‘the zone’。”
正如Gregg指出的,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生产力”将协调这些需求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个人的肩上。时间管理的大师们很少停下来思考,仅仅在现代经济中勉力维持生计——保住工作、偿还抵押贷款、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是否真的应该要求我们以超人的效率来实现。
此外,在深入调查后,我们会发现即使是时间管理所承诺的较小好处也未能如其所表现的那样美好。对于泰勒备受称赞的效率推动措施来说,有一个尴尬的事实:1901年,贝斯利钢铁公司解雇了他,尽管为他支付了巨额薪酬,却无法明显提升公司的利润。(他的计划带来了一个持久的后果,初期似乎前景光明,但工人们在长期过度劳累后无法持续保持高效。)
同样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那些试图遵循个人生产力大师建议的人常常发现,“心如止水”的状态远非是一种必然结果。就像处理收件箱中的邮件一样,处理工作也是如此:你在高效地完成任务时,新任务似乎就会更快地涌现出来。(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在1955年所意识到的那样,他提出了被称为帕金森定律的观点:“工作会扩张以填满可用的时间。”)

第6节 · 还有一个问题是自我意识:几乎每位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是自我意识:几乎每位时间管理专家的第一个建议都是详细记录你的时间使用情况,但这样做只会增强你对逝去的时光的意识,它们永远消失了。至于专注于你的长期目标:你越是这样做,你每天就会花费更多时间感到模糊的沮丧,因为你尚未实现它们。即使你成功实现一个目标,满足感也是短暂的,然后就该设定新的长期目标了。所谓的治愈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开始在19世纪末普及时,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家庭主妇和家政服务人员的生活。现在的技术意味着洗衣服不再需要弯腰在洗衣板上用一天的时间;吸尘器可以在几分钟内让地毯变得一尘不染。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鲁思·科温在她1983年的著作《给母亲更多的工作》中所展示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事家务工作的人并没有因为工作效率的提高而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相反,随着家务工作效率的提升,社会对清洁和家庭秩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现在,客厅的地毯可以保持完美清洁,因此就必须保持完美;现在,衣物永远不会弄脏,因此脏乱更加被禁忌。如今,你可以在午夜时分躺在床上回复工作邮件。那么,那条你在下午5点30分收到的消息真的可以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复吗?
去年夏天的一个炎热周末,一个名为"夺回你的时间"的活动小组在西雅图的一所大学讲堂上齐聚一堂,激情洋溢地推动着他们长期以来的使命——消除过度工作的疫情,并在此过程中探索一个不以个人生产力为中心的生活意味着什么。2016年的Time Matters会议的参与人数不多,部分原因是组织者承认那时正值八月,许多人都在度假,而对此,美国最热衷于放松的组织自然不会抱怨。但另一方面,即使是稍微持反生产力立场,尤其是在美国,也被视为一种颠覆性的立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吸引大量企业赞助和有效市场营销活动的平台。
与会者讨论了实施一周四天工作制、废除夏令时、在周末进行选举等计划,总的目标是让美国更像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美国工作文化批评者常常向大西洋对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欧的半神话般版本投以羡慕的目光。)
然而,“夺回你的时间”组织的成员们追求的是更为激进的目标,他们质疑我们对待时间的整体工具性态度,以及过于关注完成更多工作的观念。
你总是听到人们争辩说,增加休息时间可能对经济有好处,”这个组织的推动者、70岁的电影制片人约翰·德格拉夫说道。“但我们为什么要用经济来为生活辩护呢?这毫无意义!”
我们过分追求效率时,就可能掉进一个难以察觉的陷阱。那就是我们开始压力山大地把闲暇时间也“有效”地利用起来。这种观念暗示着,享受闲暇时光本身——你本以为这就是闲暇的全部意义——似乎不够完美。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去未知的地方旅行,不再是为了体验旅行的乐趣,而变成为了积累经验或者增添Instagram的照片。我们散步或跑步,目的是为了提升健康,而不再是享受运动的喜悦。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更专注于希望他们成长为成功的成年人。

第7节 · 在1962年的著作《快乐的消退》中,…
在1962年的著作《快乐的消退》中,批评家沃尔特·科尔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对时间感知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为了利益去阅读,为了合同而聚会,用吃饭结交朋友……” 在一个痴迷于效率的文化中,休息和娱乐的价值甚至被剥夺,它们只被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通常来说,是为了恢复体能,以便投入更多的工作。有些人甚至把睡眠看作是提升工作表现的手段,就像阿丽安娜·赫芬顿所倡导的那样,她鼓励人们多睡眠,认为这样能够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出色。
然而,如果这种提高效率的努力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夺回你的时间”活动中达成的共识是光靠改变个人生活方式是不够的:改革必须从假期、产假和加班政策开始。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试着适应不去追求最大的效率——拒绝某些机会,让某些人失望,放弃某些任务。有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琐事是生存所必需的,但并非都是如此,只是我们被洗脑的认为它们都是必需的。赚更多的钱,实现更多目标,在各个方面发挥我们的潜力,或者做更多的事情并不是强制性的。在西雅图的一个宁静时分,加利福尼亚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引用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爱德华·艾比的话:“无止境地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
尽管我们普遍认为高效和生产力的追求是商业成功的关键,但这种追求往往会产生压力,这对商业并不总是有益。然而,大家往往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在与微软合作多年后,我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汤姆·德马科带着一丝愉悦的语气告诉我。德马科在软件工程领域小有名气。他最初在贝尔实验室工作,那里是激光和半导体的发源地,后来他成为管理复杂软件项目的专家,该领域以成本螺旋上升、延期和撕逼而著称。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异端邪说:增加对员工的时间压力并不是推动项目取得进展的好方法。他意识到,我们需要的不是关注如何高效利用时间,而是更多的时间弹性。
"我这些年来参观过的最优秀的公司,从未过于急迫,"德马科说道。"或许他们偶尔会运用时间压力,就像是一种轻松的副产品。但这从未成为常态。因为创新思维不会无缘无故地自然产生。你需要让员工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下,深度思考。”尽管通过增加工作人员的时间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手工劳动的效率,但在人们感到压力的时候,并不能让好的想法更快地涌现出来,相反,好的想法可能会因此枯竭。
部分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度专注于时间管理往往会导致过于强调计时,而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这样做会损害工作质量。在2008年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实验中,美国研究者让参与者进行了一项名为"爱荷华赌博任务"的经典决策测试,参与者需要选择纸牌来赢得一定数量的现金。所有参与者都被赋予了同样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但一部分人被告知时间是足够的,另一部分人则被警告时间可能十分紧迫。许多记者都深信,压力来自ddl,这会推动他们产出高质量的工作。但结果截然相反,被告知时间紧迫的那一组的表现远不如另一组。他们对时间的紧迫感引发了焦虑情绪,这反而阻碍了他们的表现。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德马科强调,无论是在组织还是个人生活中,提高效率都必然伴随着取舍:你可以减少未利用的闲置时间,但你也会割舍这些额外时间所能带来的益处。你去看家庭医生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医生越能高效地安排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日程就会越满——而你在等待室的等待时间就可能越长,因为早些时候的预约可能会超时。(毕竟,你在排队等待不过是承担了别人效率带来的成本。)相比之下,在急诊科,保持这种“效率低下”的状态实则关乎生死。如果过度专注于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医务人员的时间,结果将是一个过于繁忙,无法应对不可预知突发事件的科室,而这些突发事件正是它存在的主要原因。

第8节 · 企业中任何着重提升员工效率以降低成本…
企业中任何着重提升员工效率以降低成本的行动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员工被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时间越多,他们在紧要关头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就越弱。要有这种即时应变的能力,我们必须在工作体系中预留出空闲时间。
"一个能够加速却不能转向的组织,就如同一辆能够提速但不能转弯的汽车,"德马科写道。"从短期看,它可能会沿着某个偶然的方向取得大量的进步。但从长期看,它只会成为道路上的一场车祸。" 他常常用滑动数字拼图作比喻,这种拼图需要你在一个九宫格里移动八块拼图块,直到所有的数字都按顺序排列。为了更高效地利用空间,你总是可以在空格里增加第九块拼图块。然而,那将使你无法再解开这个拼图。如果这个无法解决、一团糟的拼图恰如你生活的象征,那么试图提升你的个人效率——试图在网格上挤入更多的拼图块——可能就不会提供太大的帮助。
我们对高效时间管理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渴望 —— 这种渴望驱动了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梅林·曼恩、我,或许也驱动着你 。这种渴望背后深层次的动机是:对死亡的恐惧。正如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所言,除了人类生命本身以外,在任何有意义的时间尺度上——比如地球或宇宙的时间尺度——“我们随时都可能会离世”。
正因如此,我们着迷于更好地利用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能避免塞内加所说的,就在我们准备好生活的时候,发现生活已经接近尽头的那种感觉。带着一切都已完成的感觉离世:这无疑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的承诺。
然而,现代个人生产力热潮将提高效率作为核心目标,将事物发展到了更为极端的程度。这种观念暗示着,只要我们能找到恰当的方法并保持足够的自律,我们就能确保将所有重要的事情纳入日程安排,从而最终获得幸福感。
从那些利用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和消费而获利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意识形态。然而,它也起到了一种心理逃避的作用。因为你认为你总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任何事情。你越是这么认为,你就越相信自己不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你就越不会审视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正确。
个人生产力被视为忙碌的解药,但它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它扮演了与忙碌相同的心理角色: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避免思考如何度过你的一天这个更本质的问题。尼采曾写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毫无思考的忙碌着,以此来避免闲下来思考。”这句话似乎预示了我们目前的处境。"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在逃避自己。
你可以尽力在收件箱中建立秩序,但最终你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信息的洪流和你想要处理所有信息的冲动并不完全是关于技巧的。它们是更大、更个人的困境体现。你将选择哪些道路,而哪些将被放弃?在你短暂有限的生命中,你将优先考虑哪些关系,而又将自愿失望于哪些人?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第9节 · 对于梅林·曼恩来说,他开始直面这些问…
对于梅林·曼恩来说,他开始直面这些问题,他意识到人们会不断地向他提出更多的时间要求,这些要求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理的。然而,即使使用最佳、最高效的电子邮件管理系统,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逐渐明白,电子邮件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与人际关系有关的问题。他认识到,他无法改变别人的行为和期望。

FAQ
1. 关于「在1962年的著作《快乐的消退》中」,核心要点是什么?
在1962年的著作《快乐的消退》中,批评家沃尔特·科尔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对时间感知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为了利益去阅读,为了合同而聚会,用吃饭结交朋友……” 在一个痴迷于效率的文化中
2. 关于「企业中任何着重提升员工效率以降低成本的行」,核心要点是什么?
企业中任何着重提升员工效率以降低成本的行动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员工被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时间越多,他们在紧要关头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就越弱。要有这种即时应变的能力,我们必须在工作体系中预留
3. 关于「对于梅林·曼恩来说」,核心要点是什么?
对于梅林·曼恩来说,他开始直面这些问题,他意识到人们会不断地向他提出更多的时间要求,这些要求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理的。然而,即使使用最佳、最高效的电子邮件管理系统,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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