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遗产与账号继承服务研究报告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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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共识：数字遗产是一个「法律已经解决、只差平台配合」的问题。支持这一判断的依据看起来相当扎实——民法典对遗产的定义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4]，账号与账号内资产在多数场景下具备财产属性；公开报道已经在讨论「抖音、微信、游戏账号这些数字遗产可以继承吗」这样的具体问题 [5]；中华遗嘱库的年度白皮书显示，微信账号、支付账号与游戏账号已成为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 [6]。把这些线索连起来，结论似乎很自然：权利是清楚的，执行只是时间问题。

本文由 AI 生成，经人类主编终审。

市场共识：数字遗产是一个「法律已经解决、只差平台配合」的问题。支持这一判断的依据看起来相当扎实——民法典对遗产的定义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4]，账号与账号内资产在多数场景下具备财产属性；公开报道已经在讨论「抖音、微信、游戏账号这些数字遗产可以继承吗」这样的具体问题 [5]；中华遗嘱库的年度白皮书显示，微信账号、支付账号与游戏账号已成为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 [6]。把这些线索连起来，结论似乎很自然：权利是清楚的，执行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认为：把「法律有规定」直接翻译成「继承能办成」，是这条赛道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次跨度跳跃。原因在于，数字资产的可继承性并不由一个权利命题单独决定，而是三个环节的连乘——权利基础、平台规则、材料证据。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不成立，继承结果就是零。公开报道已经给出了两个方向的信号：一方面，主流社交平台的用户协议明确规定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获得使用权且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另一家短视频平台的协议同样禁止以任何形式赠与、借用、出租、转让或售卖账号 [6]；另一方面，全球约有30%的网络账号处于长期休眠状态，某社交平台甚至约定连续180天未登录即注销账号 [6]。前者压缩了权利的可转让性，后者压缩了资产的存续时间，两者叠加，使「能继承」与「继承得到」之间出现了一段长期被低估的距离。

1. 第一，可继承性必须被度量成一个可计算的概率，而不是一个是非判断。本报告把继承确认拆成权利基础、平台规则、材料证据三个环节，每个环节各有成立与不成立两种状态，三者的联合成立概率即为可继承性的度量值。在低档假设下这一数值约为6.4%（测算）[8]，中档约36%，高档约72%。这个区间跨度说明：同一条法律规定下，不同资产的可继承性差异可以达到十倍以上；
2. 第二，账号的静默期远短于继承事务的处理周期。某社交平台的注销门槛为连续180天未登录 [6]，而继承事务从发生到材料齐备通常以月计。两个周期一旦错配，账号会在继承程序完成前进入注销流程。这意味着「先保住账号」在时序上优先于「确认谁有权继承」；
3. 第三，价值最高的资产恰恰是协议约束最严的资产。账号内余额类资产的权利基础清晰、材料证据简单，而账号本身以及账号内的身份与社交关系价值最高的部分恰好落在「禁止转让」条款的覆盖范围内 [6]。这一错配决定了服务设计的重心不在余额查询，而在账号存续与内容处置。

要讨论继承服务的需求强度，先要分清数字资产的三种属性，因为三者的权利来源完全不同。第一种是债权属性，例如账号内的余额、未提现的收益、已购买但未消费的服务，这类资产对应的是持有人对平台的一项请求权，权利基础清晰、金额可核对。第二种是物权属性，例如账号内购买的虚拟道具、装扮与内容产品，这类资产存在于平台的封闭系统内，能否转移取决于平台规则的许可。第三种是人格权益与身份属性，例如账号本身及其承载的社交关系、发布记录与粉丝关系，这类资产与特定自然人的身份高度绑定，其可转让性在多数平台协议中被直接排除 [6]。

三种属性对应三条不同的规则来源。债权属性由合同与消费者权益相关规定调整，权利清晰度最高；物权属性由平台规则与用户协议调整，规则由平台单方制定并可单方修改；身份属性则由平台规则与人格权益共同调整，可转移性最低。把三种属性放在同一张图上，可以看出一个结构性事实：金额越高、越接近身份的部分，可转移性越低。这与通常的资产继承直觉正好相反——在实物继承中，价值高的资产往往权利凭证更完整。

民法典对遗产的定义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4]，这一表述本身并不排斥数字形态的财产，公开报道中律师对该条款的解读也是围绕「合法财产」这一核心展开 [4]。但定义解决的是「是不是遗产」，不解决「继承人怎么取得」。对于存在第三方平台托管的资产，取得需要平台侧完成一次交付动作，而交付动作的依据是平台协议而不是继承权本身。这就是本报告反复强调的环节分离：法律确认权利归属，协议决定交付方式，两件事不能互相替代。

还有一个时间维度的机制容易被忽略。数字资产不存放在继承人的物理空间中，而是持续占用平台侧的存储与合规资源。平台对长期无主的账号有两种处理倾向：一是注销以释放资源，二是冻结以规避风险。公开报道显示，某社交平台约定连续180天未登录的账户将被注销 [6]，而全球约有30%的网络账号处于长期休眠状态 [6]。休眠到注销之间的窗口，构成了数字资产存续的实际上限；继承事务若未能在窗口内完成，资产将先于权利归属的确认而消失。

把可继承性做成一个可计算的值，需要先定义三个环节各自的判定标准。第一个环节是权利基础，判定标准为是否存在有效的权利凭证，例如遗嘱、继承权公证书或法院文书；凭证的效力由出具主体决定，可核验性高。第二个环节是平台规则，判定标准为平台协议是否允许在持有人死亡的情形下转移资产或交付余额；这一环节不取决于继承人的意愿，取决于协议文本与平台的处理惯例。第三个环节是材料证据，判定标准为继承人能否提供平台要求的全套材料，包括身份关系证明、死亡证明、账号关联证明等。

三个环节的度量单位不同，因此需要先归一化再相乘。本报告的处理方式是把每个环节的成立状态取二值（成立为1、不成立为0），同时给出各环节成立概率的三档假设，用概率乘积作为可执行性的度量值。这一处理的好处是可以把「差在哪一环」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可比较的排序问题——三个环节中成立概率最低的那一环，决定了整体的上限。

这张表说明了一个方法上的要点：三个环节的性质并不相同。权利基础是硬约束，一旦不成立，后续环节再完备也无意义；平台规则是外部约束，继承人无法通过努力改变；材料证据是软约束，可以通过准备程度提高。因此在服务设计上，重心应当放在可以影响的那一环——材料证据，同时通过时序安排尽量规避平台规则的硬约束，例如在静默期内主动保持账号活跃。

度量还需要一个时点的锚。本报告以2026年9月30日为基准日，宏观与接入层面的背景读数如下：世界银行年度序列口径下，2025年个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91.6%、2024年为92%、2023年为90.6% [1]；2024年每百人移动电话订阅数为131.754 [2]；2023年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577% [3]。这组数字给出两个背景：接入端已经普及，数字资产的存在面覆盖了绝大多数成年人；研发投入强度逐年上升，说明新的数字产品与新的资产形态仍在持续产生。两者合起来意味着，需要处理数字遗产的人群规模只会扩大，不会缩小。

按2025年总人口14.07亿、互联网使用比例91.6%计算，互联网使用者约12.89亿人（测算，分子14.07亿人、分母取互联网使用比例91.6%、单位为亿人、年份2025年）[1][7]。若以全球约30%的长期休眠比例近似推算，对应的长期休眠账号量级约为3.87亿个（测算）[6][7]。这个数字的作用不是预测市场规模，而是提示一件事：休眠账号不是边缘现象，它是一个以亿为单位的存量。

这一章梳理公开可得的实证线索。第一条线索来自协议文本。公开报道引用的主流社交平台协议约定，账号的所有权归平台公司所有，用户完成注册后仅获得账号的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 [6]；另一家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协议则约定，账号仅限本人使用，禁止以任何形式赠与、借用、出租、转让、售卖或以其他方式许可他人使用 [6]。两条条款的共同点是把账号的权利主体锁定在初始注册人，这直接排除了通过继承取得账号使用权的路径。

第二条线索来自账号存续规则。公开报道提到，某社交平台在用户协议中约定连续180天内未登录的账户将被注销 [6]；同时有统计显示全球约有30%的网络账号处于长期休眠状态 [6]。把两个读数放在一起，可以推出一层含义：休眠是普遍状态，而注销是这一状态的终局之一。对于继承人而言，被继承人的账号很可能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处于休眠状态，处理的时间窗口在继承程序启动时已经被消耗掉一部分。

第三条线索来自遗嘱实践。公开报道提到，2023年初一位百万粉丝的内容创作者前往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计划在离世后将粉丝账号交由好友运营，并将名下价值数百万元的虚拟资产留给父母；中华遗嘱库的年度白皮书也显示，社交账号、支付账号与游戏账号已成为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 [6]。这组事实的意义在于：把数字资产写入遗嘱的行为已经出现，且出现在中青年群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高龄人群，说明这一需求来自资产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年龄结构的变化。

第四条线索来自境外制度。公开报道提到，美国特拉华州在2014年颁布了关于数字资产继承的专门法律，准许在自然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后，由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接手被继承人的数字账户与数字资产，范围包括邮箱与社交媒体账号 [6]。这一案例常被引用来证明立法可行，但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该法规范的是代理人访问权限的授予，不等于平台必须交付账号所有权；二是该制度解决的是访问问题，账号的所有权归属仍由平台协议决定。

在讨论这四条线索之前，还需要一个时间维度的刻度：民法典关于遗产范围的条款自施行至本报告基准日约为5年9个月（测算）[4][13]。这段时间足以形成一批实践案例，而公开渠道中能够检索到的办理结果数量与之并不相称，这本身就是本章判断的一个侧面证据。把四条线索连起来，可以看出公开信息的一个明显不对称：关于「账号能不能转让」的信息非常充分且一致，关于「已经办成过多少例」的信息几乎不存在。前者是规则侧的读数，后者是执行侧的读数，而决定服务需求强度的恰恰是后者。本报告的方法论结论是：在这条赛道上，规则侧的充分信息容易被误读为执行侧的充分信息，从而高估需求的实现程度。

把上述机制与证据转成可执行的流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时序。四个环节的正确顺序是：先保住账号存续，再固定权利基础，然后准备材料证据，最后才进入平台申报。这一顺序与直觉不同——直觉往往从确认权利开始，而存续窗口在等待确认的过程中会持续消耗。

第一个环节是存续维护，动作是在静默期到期前完成一次登录或保持定期活跃。这一动作的成本极低，但对结果的影响最大，因为它把时间窗口从「剩余未知」变为「从维护日起重新计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环节在技术上可行，在合规上需要谨慎——由非注册人操作账号本身可能违反平台的账号使用条款 [6]，因此本报告建议的做法是通过注册人生前的授权安排或平台提供的代为管理功能实现，而不是由继承人直接登录。

第二个环节是权利固定，动作是把数字资产明确写入遗嘱或办理继承权公证。这一环节的价值在于它把「谁是权利人」这一争议提前消解。公开报道引用的律师意见表明，数字资产作为个人合法财产可以纳入遗产范围 [4]，因此在遗嘱中列明账号与资产清单在权利层面是可操作的。需要注意的细节是清单的写法：账号以平台名称与注册手机号标识，资产以类型与所在平台标识，避免写入密码等凭据信息。

第三个环节是材料准备，动作是按平台要求收集身份关系证明、死亡证明与账号关联证明。这一环节的困难在于各平台要求不统一，且多数平台未公开完整清单。公开报道提到的具体案例显示，家属在账号被收回后面临的主要障碍正是不清楚需要提交什么、向谁提交 [6]。本报告的处理建议是建立一个跨平台的通用材料包，把身份关系、死亡事实与账号归属三类证明一次性备齐，再按各平台要求裁剪。

这张表的价值在于把四个环节的失败成本区分开。存续维护的失败是终局的，账号一旦注销，后续环节全部失去对象；权利固定的失败可以在争议发生后通过诉讼途径补救，但时间与费用成本高；材料准备与平台申报属于可重复尝试的环节。按失败成本排序安排资源，是这套流程设计的基本逻辑。

第四个环节是平台申报，动作是按平台通道提交材料并留存回执。这一环节在实践中容易被简化成一次客服沟通，但回执的留存具有实质意义：在后续出现争议时，回执是证明继承人已履行申报义务的主要凭据。公开报道中的案例显示，家属与平台之间的分歧往往集中在「是否提出过申请」这一事实上 [5][6]，由此可见留痕的重要性。

本报告的判断有三处边界需要先说清楚。第一处是适用对象。本报告讨论的是第三方平台托管的账号类与余额类资产，不包括本地存储的加密文件与离线保存的密钥——后者的可继承性取决于持有人是否把访问方式告知他人，与本报告的三环节框架无关。第二处是资产类型的差异。余额类资产的权利基础清晰、交付通道明确，可继承性显著高于身份属性资产；把两者合并讨论会系统性高估整体的可执行性。第三处是地域边界。本报告引用的境外制度案例解决的是访问权限问题而非所有权归属 [6]，不能直接用于推断本地平台的交付义务。

第一类反面证据针对「协议排除即不可继承」这一判断。如果平台协议排除了账号转让，但实践中平台出于服务延续的考虑，愿意在核实身份后把账号内的余额与内容导出给继承人，那么「不可继承」在结果上被部分推翻——继承人没有得到账号，但得到了资产。这一情形在余额类资产上尤其可能出现，因此本报告把「账号不可继承」与「资产不可取得」分开表述。

第二类反面证据针对静默期的硬约束。如果平台在注销前设置了充分的通知机制，且通知渠道包含注册手机号与备用邮箱，那么继承人有机会在注销前介入，存续窗口的实际长度会显著长于协议文字所显示的长度。也就是说，窗口长度等于静默期加上通知期的响应时间。这一变量的存在，使「180天」这一读数只能作为下限而非上限使用 [6]。

第三类反面证据针对需求的紧迫性。如果遗嘱实践中把数字资产列入清单的比例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那么即使方案设计完善，实际被触发的服务需求也不会增长。公开报道提到中华遗嘱库的白皮书显示数字账号已成为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 [6]，但「重要资产」这一表述并未给出具体的比例读数，因此这一环节的证据强度属于中等。本报告把它列为需要后续观察的变量，而不是既成事实。

这张表把四处反面证据与它们各自要推翻的判断、所需的观察以及现有读数的支持程度列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第三行的判断：四处之中，只有「缺少公证材料也被受理」这一条与现有案例的走向相反，其余三条都处于公开数据尚未覆盖的区间。这说明本报告判断的主要脆弱点不在推理环节，而在可得数据的覆盖范围。

第一组测算给出可执行性的区间。把三个环节的成立概率分别设为三档：权利基础在低档取四成（视为多数人未立遗嘱）、中档取七成、高档取九成五（已办理公证）；平台规则在低档取四成（视为协议明确排除且无通道）、中档取七成、高档取九成五（平台设有继承通道）；材料证据在低档取四成、中档取七成、高档取九成五。三档相乘的结果是低档约6.4%、中档约34.3%、高档约85.7%（测算）[8]。

这一区间的作用在于说明差距的来源。从低档到高档，联合概率提升约13.4倍，而三个环节各自的提升幅度都不到2.4倍。这意味着可执行性的改善不是靠单点突破实现的，而是三个环节同步改善的乘积效应。因此在实践中，把某一个环节做到极致而放任另外两个环节，收益会非常有限。

第二组测算给出时间窗口的对照。把继承事务从发生到材料齐备的周期按三档假设设为6个月、12个月与24个月，与某社交平台的180天静默期相比，三档分别超出静默期约1.0倍、2.0倍与4.0倍（测算，以180天为1个基准期）[6][9]。这个对照说明，在多数情形下，继承程序无法在静默期内完成；存续维护环节不是可选项，而是必要条件。

第三组测算给出存量的量级。按互联网使用者约12.89亿人与30%的长期休眠比例推算，长期休眠账号约为3.87亿个（测算）[1][6][7]。若把其中涉及余额或已购内容的比例按三档假设设为1%、5%与15%，对应的资产相关账号约为387万个、1,934万个与5,803万个（测算）[7][10]。这组数字的作用是给出需求侧的规模上限：需要被处理的不是全部休眠账号，而是其中承载资产的那一部分。

第四组测算给出流程成本。把四个环节的时间投入按结构假设设为：存续维护每次约0.5小时、权利固定办理约4小时、材料准备约8小时、平台申报约6小时，合计约18.5小时（测算）[11]。若把其中材料准备与平台申报环节按平台数量线性放大——假设涉及三个平台——总投入约为37.5小时（测算）[11]。这一数值与单次委托的服务定价共同决定了这条赛道的单位经济性。

这张表把四组测算的参数、结论方向与适用限制列在一起，读者可以按自己的参数替换后重新计算。需要再次强调，除互联网使用比例、长期休眠比例与静默期长度来自公开报道外，其余参数均为结构假设；其中三环节的成立概率、资产相关账号的占比、以及各环节的工时估计都没有公开数据支撑。因此四组测算的作用限于说明关系的量级与方向，不能用于推导任何具体平台或服务机构的业务规模。

跟踪这套判断需要五个指标，它们的可得性与验证力并不相同。第一个是协议条款变更，包括账号转让、继承与余额交付三类条款的表述变化，可得性高且直接决定平台规则环节的成立概率。第二个是静默期与注销通知，包括静默期长度以及注销前的通知渠道与响应窗口，可得性中等，因为它取决于协议文本与用户实际收到的通知。第三个是继承通道的开放情况，包括平台是否提供专门的申报入口与材料清单，可得性中等但验证力最高。第四个是遗嘱实践中的数字资产占比，可得性低，通常只能从白皮书的定性描述中推断。第五个是争议案件的公开数量，可得性低但方向性明确。

五个指标中，第一个与第三个可以直接观察并且能独立改变判断，属于优先跟踪对象；第四个与第五个虽然验证力高但可得性低，适合作为年度复核项而非日常跟踪项。这一排序与本报告在第二章提出的度量框架一致——优先跟踪能够改变环节成立概率的变量，而不是跟踪结果指标。

还有一处需要单独说明的口径问题：本报告在讨论存量规模时使用了「账号数」这一单位，而在讨论需求规模时使用的是「人数」这一单位。两个单位不可直接换算，因为一个自然人可能拥有多个平台账号，一人一账号只是下限近似。若按人均三个账号估算，休眠账号的量级会相应扩大（测算）[7][10]，而需要处理继承事务的人数不变。因此在评估服务需求时，应以人数为分子、以办理成本为分母，而不是以账号数为分子。

需要提示两处风险。第一处是合规风险：由非注册人操作账号以维持存续，可能违反平台协议关于账号仅限本人使用的约定 [6]，因此在设计任何代为维护的服务时，必须先确认平台是否提供官方的代为管理或遗产联系人功能，否则服务本身可能构成违约。第二处是预期风险：本报告给出的可执行性区间跨度很大（约6.4%至85.7%），不同资产类型的实际值差异显著，把区间上限当作普遍水平会系统性高估服务的可实现价值 [8]。

把跟踪指标与风险提示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这条赛道的基本判断：它的需求来源是确定的——数字资产的存量在扩大，持有人的年龄结构在老化；它的实现难度也是确定的——平台规则环节由外部决定，服务方无法单独改变。因此这条赛道的现实定位是帮助继承人把可控的两环做到位，并在时序上争取存续窗口，而不是承诺继承一定能办成。

最后需要说明本报告的适用与不适用情形。本报告适用于存在第三方平台托管的账号类与余额类资产，也适用于把这类资产纳入遗嘱或公证的准备工作；不适用于本地存储的加密文件与离线密钥，也不适用于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争议处理——后者的判断依据是具体案情与裁判规则，超出了本报告的分析范围 [4][5][6]。

本报告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数字遗产服务的需求是真实的，但它解决的不是权利确认问题，而是时序与材料问题。权利确认在法律层面已有依据 [4]，平台规则环节由外部主体决定，服务方真正能改变的是材料准备的完备程度与存续窗口的利用效率。

从机制看，数字资产的三类属性决定了可转移性的高低顺序，而这一顺序与资产金额的高低顺序相反——金额越高、越接近身份的部分，可转移性越低 [6]。这一结构性事实意味着，服务价值最高的部分恰好落在规则约束最严的区段，服务设计必须在这一约束下寻找可行空间。

从度量看，可继承性可以被表述为三个环节成立概率的乘积，其区间跨度约为13.4倍（测算）[8]。这一跨度既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法律规定下不同资产的办理结果差异巨大，也说明了为什么单点改善的效果有限。

从证据看，公开信息的充分性集中在规则侧，执行侧的案例数据接近空白 [6]。这一不对称提示，任何基于「规则已经明确」而推断「需求即将释放」的判断都缺少执行侧的支持。

从方案看，四个环节的正确顺序是先存续、再权利、后材料、末申报；排序依据是各环节的失败成本，而不是执行的难易程度 [6]。

从测算看，长期休眠账号量级约为3.87亿个（测算）[7]，其中承载资产的部分在1%至15%的占比假设下约为387万至5,803万个（测算）[10]；单次委托的工时量级为数十小时（测算）[11]。这组数字界定了这条赛道的现实边界。

从跟踪看，协议条款变更与继承通道开放是优先跟踪对象，遗嘱占比与争议数量适合年度复核 [12]。需要提示的是，这两个优先指标都位于服务方无法控制的领域，因此跟踪的目的是调整服务边界，而不是预测业务规模。

最后需要重复一处重要限定：本报告给出的全部概率与规模数值均为结构测算，其参数来自公开读数的近似与结构假设，不具有统计代表性 [8][11]。读者在使用这些数值时，应把它们当作关系方向的说明，而不是可直接引用的业务预测。

本报告的判断建立在两类材料之上。第一类是公开可得的外部读数，包括世界银行的年度序列数据，以及关于平台协议条款、账号存续规则、遗嘱实践与境外制度的公开报道。第二类是本报告自身的结构测算，其参数取值与单位在附录 C 中逐条列出。外部读数的作用是锚定量级与方向，结构测算的作用是在外部数据缺失的区段给出关系表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外部读数的口径。世界银行的年度序列按自然年统计并在次年更新，因此2025年的数值在部分指标上仍可能被修订；公开报道中引用的协议条款来自报道时点的协议文本，平台可能在此后调整条款表述。两类口径的时效性都会影响本报告结论的适用区间，读者在使用时应以最新公开版本为准 [1][2][3][6]。

本报告在引用协议条款时只引用其规则内容，不引用具体的条款编号与协议版本以免造成误解；在引用案例时只引用公开报道所载的事实要素，不对个案结果作推广性推断 [5][6]。

表中的每一组口径都对应一处容易混淆的表达。最常见的混淆是把「可继承性」理解为法律判断，而本报告使用的是一个概率化的执行度量；其次是把握「静默期」与「存续窗口」的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下限。

表中标记为结构假设的参数全部由本报告设定，没有外部数据来源。它们的取值依据是使关系方向可被清晰表达，而不是估计真实分布。读者若采用不同的取值，结论的方向不变，具体数值会随之变化。

还需说明三档取值的对称性处理。本报告在三个环节上使用了相同的三档取值（四成、七成、九成五），这是为了让乘积效应可以被单独观察；在真实情形中，三个环节的成立概率并不相同，且可能存在相关性。这一点在第六章的适用限制中已有说明 [8][11]。